《关于西方后现代时代艺术状况的研究》
不同的学科对于“后现代”有不同的理解，有些是确定的，有些是不确定的。比如，在城市的建筑外观上，我们能够感觉到推崇功能的现代建筑与强调装饰的后现代建筑的截然区别，这是相当确定的。但是，从学术话语乃至日常话语的总体上来说，“后现代”一词又是最不确定的，正如后现代美学家舒斯特曼（R. Shusterman）所指出的那样，“关于后现代主义最清楚和最确定的东西也许就是：它是一个非常不清楚和充满争议的概念。”[1]造成“后现代”概念的不确定性的原因，是不同学科对它有不同的理解，这些理解有些是一致的，有些是矛盾的，但那些矛盾的理解汇聚到一起的时候，就会造成关于“后现代”最清楚和最确定的就是它的不清楚和不确定的局面。不过，如果我们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分别开来看，仍然可以获得某些关于“后现代”的确定的理解。
一、历史学、社会学和哲学上的“现代”、“后现代”以及“现代性”、“后现代性”、“后现代”（postmodern）、“现代”(modern)以及与之相关的“前现代”(premodern)，最初是一组历史学和社会学的概念。在这组概念中，中心词的是“现代”。从历史学上来看，“现代”是泛指从中世纪结束以来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一个“长时程”。这种意义上的“现代”包括“后现代”，而与“前现代”相对。“现代”与“前现代”的区分通常被认为发生在16世纪或更早的时候。“后现代”与“现代”的区分发生在“现代”内部，一般认为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
历史学家将“现代”社会从“中世纪”、“古代”、“传统”或“前现代”社会中区别出来的标准，就是所谓的“现代性”（modernity）。“现代性”是一个价值概念而不是时间概念。作为时间尺度的“现代”不具有普遍性，比如，欧洲以外的现代很可能就不是从16世纪或更早的时候算起。但作为价值尺度的“现代性”是具有普遍性的，即使是一种存在于21世纪的现象，如果它不符合“现代性”的指标，也不能算是“现代的”。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现代性”指的是现代社会的一系列特征，“它是社会在工业化推动下发生全面变革而形成的一种属性，这种属性是各发达国家在技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所具有的共同特征。这些特征大致可以概括为：(1)民主化；(2)法制化；(3)工业化；(4)都市化；(5)均富化；(6)福利化；(7)社会阶层流动化；(8)宗教世俗化；(9)教育普及化；(10)知识科学化；(11)信息传播化；(12)人口控制化，等等。”[2]根据韦伯（M. Weber）和哈贝马斯(J. Habermas)等人的总结，“现代性是与西方合理化、世俗化和区分的整个工程连在一起的，它不再对传统宗教世界观着迷，将其统一整体切割为三个分离的和自主的世俗文化圈：科学、艺术和道德，每个文化圈分别由它自己的理论的、审美的或道德-实践判断的内在逻辑所管制。”[3]韦伯和哈贝马斯的这种总结，已经不是一种表面的社会学上的描述，而是一种哲学概括，他们所依赖的哲学体系就是康德（I. Kant）著名的批判哲学。
一般认为，这种社会学上的作为价值概念的“现代性”发生在18世纪中期，比历史学上的作为时间概念的“现代”要晚。事实上，这并不难理解。因为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在现代社会的初期不会非常明显，需要等到现代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的时候才会凸现出来。
作为时间概念的“后现代”与“现代”之间的区分比较简单，作为价值概念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之间的区分就不那么容易。[4]我们可以看到，在某些人看来，“后现代”在“现代”之后；在另一些人眼里，“后现代”在“现代”之中，还有人认为，“后现代”在“现代”之前。
首先，“后现代性”是在与“现代性”的对照中确定自己的含义的。经过哲学概括，我们可以发现“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一系列对立，比如：理性对感性、永恒对暂时、必然对偶然、科学对艺术、本质对现象、所指对能指、实在对解释、真实对虚拟、自律对他律、区分对联系、精英对大众、男人对女人、白人对有色人种、欧洲中心对非欧洲中心、大叙事对小叙事等等。而且，顾名思义，“后现代性”发生在“现代性”之后，是现代社会高度发达之后出现的现象，一般认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欧美发达国家率先出现。绝大多数学者持这种看法。
其次，“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持续、重写或者极端化。由于后现代社会实际上是现代社会的一部分或一阶段，因此后现代社会延续了现代社会的许多特征，要完成现代社会没有完成的使命。比如，现代社会推崇的民主和平等并没有成为后现代攻击的靶子，相反后现代进一步维持了这些特征，或者将这些特征极端化了。后现代思想家利奥塔(F. Lyotard)就持这种观点。在利奥塔看来，后现代不是在现代之后的一个历史时期，甚至不是完全不同于现代的一种思想形式，后现代就蕴涵在现代之中，后现代是对现代的重写。“和现代正相反的不是后现代，而是古典时代。”[5]古典时代的标志是“稳定性”，现代与后现代的标志是“暂时性”和不断“超越自身”的冲动。但由于现代容易成为一种风格被稳定下来，因此需要更激进的后现代来拯救。后现代拯救的是现代之中本有的却正在衰退的暂时性和超越性。
第三，鉴于“后现代性”是对“现代性”的反动，而“现代性”又是对“前现代性”（premodernity）的反动，根据负负得正的原理，“后现代性”就是对“前现代性”复归。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一些人认为，“后现代性”事实上发生在“现代性”之前。比如，埃兹科维茨（H. Etzkowitz）和莱兹(L. Leydes)在论述具有后现代色彩的“模式二的知识生产方式”时说：“所谓模式二，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它就是科学在19世纪进入学院体制化之前的原初形式。另外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模式一在模式二之后出现？因为模式一提供了科学原初的组织和体制基础……科学家作为孤立出来的个体的观念以及科学从社会利益中分离出来的观念从何而来？模式二说明了科学的物质基础，说明了科学实际上是如何运转的。模式一只是一个构造物，建立在那个基础之上，以便证明科学自律的合理性。”[6]科学领域的“模式一的知识生产方式”就是具有现代性的知识生产方式，“模式二的知识生产方式”就是具有后现代性的知识生产方式，模式一在模式二之后出现，意味着现代出现在后现代之后，也就是后现代出现在现代之前。
二、关于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符号学区分
有一种最简明的关于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区分，即梅勒(Hans-Goreg Moeller)的结构主义符号学(structuralist semiotics)的区分。上述涉及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的交错关系，在这种符号学区分中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
梅勒用“代表性”(representation)作为他的整个方法的核心概念。梅勒说，“代表性”“这个概念首先表示能指(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d)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它描述一个符号学结构：如果能指是被理解为所指的某种‘代表’(representative)，并且仅仅被理解为某种‘代表’，我就称它们之间的关系为‘代表性’的关系。”[7]与“代表性”结构相对的是两种“非代表性”的结构：一种是“存有性”(presence)结构，另一种是“标记性”(significance)结构。前者也可以说是“前代表性”结构，后者也可以说是“后代表性”结构。“存有性的符号结构在于肯定能指与所指的同样真实性，就是说能指与所指合成事物的整体，正如形式与颜色合成绘画的整体一样。……在此种结构中，你不能够说‘名’与‘实’之间只有‘代表’的关系，因为它们具有同样的真实性，‘名’不只是某种符号，它同时体现了事物之理。‘名’与‘实’同样地真实，它们都是存有的一部分。而标记性的结构中没有真正的存有领域，可以说，一切都在‘代表’的领域中。就是说，在存有性结构中，所指与能指都在存有的领域；在代表性结构中，所指在存有的领域，而能指在‘代表’的领域；而在标记性的结构中，只有‘代表’而没有所代表者，所代表者也只是某种‘标记’而已。”[8] 梅勒根据这个模式认为，西方现代哲学具有典型的代表性的解构，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形态都可以归属于存有性的结构，而标记性的结构则在所谓“后现代主义”或者说当代“后形而上学”(post metaphysics)的哲学讨论中占主导地位。
梅勒用一个图表直观地例示了这三种不同的符号学结构关系：[9]